這幾天有一篇 CNN 的報導（原文為英文，中文報導可見此），中國官方下令針對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病毒起源」的學術研究，需經過包括國務院在內的三層審查，通過之後才能向雜誌投稿。而其他和新冠肺炎相關的研究，也需要經過各大學的委員會先行審查，評估學術價值與發表時機是否恰當。
針對這個現象，大部分的評論是中國官方又一次小心翼翼的控制輿論，希望可以擺脫「病毒起源於中國」的汙名。但如果和更早的一個聲明聯繫起來，這件事的脈絡會更加明顯。早在二月底，官方也已經表態要修正對於中國學者學術成就的評論標準。
學術界的公開秘密
在過去，中國學者被鼓勵在主流的英文期刊發表論文，論文刊登雜誌本身越熱門（標準是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除了提升個人學術聲望，更與職位升遷有關，甚至可因此得到一筆獎金。事實上在台灣也有類似的規定，也就是學術研究是有績效的，發表高品質、熱門領域的論文，就是科學家最重要的成績。
這種結果導向的制度，優點和缺點都非常明顯。它最大的好處是有一個看似客觀評估科學研究績效的標準，而且在管理上很容易看出那些學者的產出更高，研究補助在他們手上可以拿到更大的回報。出於把錢花在刀口上的原則，這些發表更多、更好論文的學者，就會拿到更多的資源，也鼓勵大家投入熱門、有用的領域。整體來看，學術資源的運用可以更有效率。
然而有些科學研究是十年磨一劍，甚至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都看不出實務的應用方向，因而不受重視，從事冷門領域的學者相對來說就會很辛苦。更糟糕的是，有些人會走偏了路，濫發或與同儕大量互相引用論文、甚至是造假或抄襲等在學術圈被視為禁忌的手法，鋌而走險只為了增加自己的績效。後面這樣的行為在全世界都有，在中國也因為制度的原因越發猖獗。
當出包的學者越多，會影響整個國家的學術聲譽，也會連累其他踏踏實實做研究的人，後者的成果會因此受到更多的質疑而難以出頭。學術圈是個封閉的小圈子，這邊並非思想守舊的意思，而是一旦名聲不佳被貼上標籤，就難以翻身。造假可說是觸犯天條，即使只是學術倫理上有瑕疵，成就也很容易被質疑。
中國政府可能確實意識到，過去功利的制度設計，引起了不少流弊。但真正讓它浮出檯面的，還是因為新冠肺炎事件。在這次疫情中，中國因為是最早出現病例與大流行的地區。現代學術不只在意深度，更強調新穎（novelty），對於這項未知的新興疾病，即使只有表面的觀察紀錄，只要比別人來得快，就可稱上有學術價值。所以許多學者「把握機會」，大量發表學術論文在世界的頂尖期刊，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但制度與人性也造成許多亂象。
疫情暴露的中國學術界爭議
最主要的爭議有三個。首先是在疫情以武漢為中心一發不可收拾，前線醫護焦頭爛額並亟待各地醫護投入支援時，有人質疑處在相對安全後方的長官們拿著第一手的病歷資料忙著在世界一流的醫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像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刺絡針（Lancet）這樣的權威雜誌可是醫學研究者一生的聖杯，但在別人水深火熱時往前一站獨享鎂光燈下的榮耀，很難不被說閒話。
第二個問題則是資料所有權的爭奪。一個案例是上海的張永振團隊決定把分析出的病毒序列放在公開的資料庫，藉以提早讓全世界知道這個重要資訊，此時中國南開大學的團隊直接使用這個資料投稿到中國雜誌，卻引起了張團隊的抗議跟指責。兩邊的說法可以看這裡，我認為這件事情其實可以更平順地解決，會釀成爭議還是因為發表導向的文化。
最後一個爭議點牽涉的範圍就更大了，這或許也是中國官方因此祭出棒子，又拿掉用來獎勵論文發表的胡蘿蔔之主因。最早中國院士鍾南山團隊發表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的文章，收集了全國從去年十二月十一日，到今年一月底共上千名的病例做臨床分析，跨度達全國三十個省。
也就是說，中國掌握的資料，至少從去年年底就知道新冠肺炎會人傳人。
也就是說，中國掌握的資料，至少從去年年底就知道新冠肺炎會人傳人。
也就是說，中國掌握的資料，至少從去年年底就知道新冠肺炎會人傳人。
因為非常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但是跟中國關係密切的世界衛生組織，在今年一月中發布的消息，還是「有限度人傳人」。
現在中國的疫情雖然初步控制下來了，但全世界對他們最大的質疑是，如果能早點公開透明的揭露資訊，武漢可能不會封城，更不會產生全球大流行以及無數的人命犧牲。如果說醫學研究最重要的目的是拯救生命，這些中國的科學家要做的事情不是發論文，而是本著人類的良知把會有人傳人現象這樣的重要資訊盡可能傳播出去。
錯誤的制度，最終要所有人一起承擔
我能夠理解，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很多事不能明講。我猜還會有人主張，這些學者發表論文就是為了用「微言大義」的方式，迂迴的告訴全世界真實的訊息。但是公開場合中，鍾院士還是配合官方的基調宣稱病毒首先出現在中國，不一定發源在中國等等言論，即使我們同情這些在言論管制社會下的學者，也無法尊敬他們的言行。
中國官方應該也意識到，他們的制度從長遠來看有不利之處，而在近期疫情下一窩蜂的論文投稿下，必定會被其他國家的人抓住小辮子，從這些臨床資料和病毒解析，發現中國在疫情開始時不當的決策與追究責任。只是他們或許也還沒想出更好的辦法。
新的制度中，中國官方更強調國內學術期刊的投稿，以及國內同行的專家意見，而非只靠英文期刊論文去評價學者的表現；但也有人擔心這樣模糊的標準是走回頭路，讓專心搞人脈而非搞研究的人出頭。無論如何，這次疫情凸顯了中國學術圈的制度缺陷，苦果會是所有中國學者一起承受。而中國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未來恐怕也難辭其咎。
